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張文揚

“老外”的新發現

4月7日，帶著金絲邊眼鏡的54歲加拿大投資商安德魯在溫哥華的候機室，與鄰座的一位中國商人聊起了他發現的一個有趣現象——以往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One Belt One Road（簡稱為OBOR）”正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與之相對應的，“the Belt and Road（簡稱為B&R）”這一譯法則越來越為媒體和學者們所青睞。除了投資，安德魯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在中國尋找企業，與加拿大進行農產品、礦產以及林業方面的項目合作，他對“B&R”改名的發現源自於近幾個月所接觸的一系列項目推介會的英文翻譯，這一次飛行已是他今年以來，第四次飛往中國了。

實際上，早在2015年9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已會同外交部、商務部等部門，共同發布了“一帶一路”英文譯法的官方規範：在對外公文中，統一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英文全稱譯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帶一路”簡稱譯為“the Belt and Road”，縮寫用“B&R”。

此外官方規定，“倡議”一詞譯為“initiative”，且使用單數。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一詞出現頻率較高，在非正式場合，除首次出現時使用英文全稱譯文外，其簡稱譯法可視情況靈活處理，除可使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為BRI）”外，也可視情況使用“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其他譯法不建議使用。

2015年初，在廣州的安德魯第一次接觸到“一帶一路”這個概念，彼時，“一帶一路”的譯法還沒有官方規範，當時的“One Belt One Road”所對應的“一根腰帶一條路”這樣令人迷惑不解的直接翻譯，使他並沒有對此十分重視。

對於“絲綢之路”及其背後所衍生的含義沒有清晰的認知，是大多數剛剛接觸“一帶一路”這個概念的外國投資商普遍的境遇。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是早期接觸“一帶一路”研究的參與者之一。他介紹道，當時不僅普通民眾在“一帶一路”的認識上存在混亂，國外的學者及沿線國家的受眾也同樣感到困惑。“一帶一路”在認知上存在誤區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對此，官方在譯法的規定中指出，不使用“strategy（策略）”、“project（設計）”、“program（項目）”、“agenda（議程）”等措辭。

實際上，“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是中國倡議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平臺，相較於過去“絲綢之路”的“一條路”和“一個帶”，是更為綜合和全面的區域經濟合作平臺，張建平說。

加拿大內陸保稅港自貿區GTH園區內的GTEC全球保稅交易中心項目是中國“一帶一路”進入北美的一個裏程碑。加拿大百德凱利國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孟女士負責加拿大薩省內陸保稅港亞洲產品貿易平臺項目的咨詢和推廣工作。據她回憶，“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這個概念興起的時候，普遍的理解是認為“一帶一路”僅局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部分合作區域，如南亞、東南亞、南太平洋以及中西亞地區。而在2016年，加拿大全球保稅交易中心（GTEC）項目開始立項，配合中國“一帶一路”和加拿大的“北美亞太經濟走廊門戶計劃”，開始了共同合作與開發——這正是2015年“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譯法出臺之後發生的事情。

張建平分析道，“一帶一路”範圍覆蓋歐亞大陸並延伸到非洲，對於拉丁美洲等地區，則是持開放的態度謀求合作發展，市場是需要大家公平開發的。

作為一個對於任何“風吹草動”都感覺敏銳的商人，安德魯嗅到了潛藏在名字變更背後機遇的味道，“也許這意味著加拿大也可以搭上‘一帶一路’這趟列車了，”他說。2016年起，他的日程表上，從溫哥華飛往中國的航班由過去的半年兩次變為一個月一次，目的地遍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

官方英譯的背後

來自南美洲的中秘投資發展協會（CPIDA）成立於2016年，是因“一帶一路”應運而生的一個企業聯盟組織。協會的董事長阿爾弗萊德（Alfredo Rolando）與創始人奧弗拉（Offra Elmkies）女士主要負責中秘兩國的企業合作宣傳工作。阿爾弗萊德介紹道，雖然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就已經被提出，但在當時他對其中的含義並不理解，直到2016年參加由中國銀行組織的一次赴中國考查的貿易代表團期間，才知道了“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的詳細概念。他認為，“the Belt and Road”體現出了中國積極走出去的願景，秘魯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

秘魯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對秘魯進行了國事訪問。阿爾弗萊德認為，中秘兩國的頻繁交流也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信心。目前，已經有大約170家中國企業在秘魯進行經營合作，項目涉及礦產、工程、隧道、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而阿爾弗萊德認為，未來的機會還會更多。在不久前的3月20日，一隊由四川成都商人組成的10人代表團抵達秘魯，與當地的企業家積極接觸。

與此同時，在地球另一面的哈薩克斯坦科斯塔奈州，一輛中歐班列於三月中旬出發，它的目的地是中國西安。3月28日，這輛搭載著中糧集團首次以散糧集裝箱方式進口的2200噸哈薩克斯坦小麥順利到達西安國際港務區。

哈薩克斯坦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第一站”的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2013年秋天。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哈薩克斯坦，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了重要演講，第一次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2013年10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印尼的時候，在國會發表演講，提出了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不久之後，“一帶一路”上升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2015年3月28日，發改委公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為《願景和行動》），進一步闡述了我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思路和設想。

中糧集團行業資深總經理楊紅介紹道，中糧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即2013年10月份開始，從泰國、柬埔寨、緬甸、老撾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口優質大米，以大米貿易為紐帶，實現了與相關國家稻米產業有關各方的互聯互通、協同發展、合作共贏，帶動了相關國家和區域大米行業的發展提升，有力地促進了高鐵等裝備走出去和國際化進程。

張建平認為，目前最需要的是通過基建來改善貿易投資環境。而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以核電、高鐵、建築、交通等為代表的技術輸出也正在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一張新名片。

中電裝備公司作為國家電網公司“走出去”戰略的主力軍，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其相關負責人介紹道，2015年，在土耳其、肯尼亞、老撾、緬甸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6月份簽署了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直流輸電項目；12月份先後簽署了土耳其凡城換流站項目、老撾萬象500千伏環網輸變電項目和緬甸主幹網連通工程項目。此外，中電裝備公司還在老撾、緬甸、孟加拉等國家持續跟蹤開發多個前期項目。

目前，中國最大電商平臺阿裏巴巴集團已和印度多所大學合作，培養電商人才。另一個線上外貿交易額居亞太前列的電商網站敦煌網，也在文萊開辦了電商“新兵訓練營”，希望通過面對面輔導將從事跨境電商的經驗和技能傳授給當地中小企業。

從具象到包容

兩千多年前的陸海絲綢之路上，伴隨著駝鈴聲聲亦或是舟楫相望的人們不會想到，他們開辟的道路會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在現代鐵路以及航船的聲聲汽笛中承載起重塑人類商業文明格局的使命。更沒有想到，一個“the Belt and Road”的更改，預示著中國與歐亞大陸、非洲各個國家甚至南美洲等國家在經貿上的互通互惠。“一帶一路”綱領性文件的牽頭起草人、國家發改委西部司巡視員歐曉理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象征著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平等交流，不能將“一帶一路”機械地理解為一個“帶”或一條“路”，更不是恢復古代的貿易通道，它是一面旗幟，倡議各國在更多的領域加強合作。

中債資信研究總部分析師陳曦認為，從目前的發展來看，“一帶一路”英文譯名的變更已經從一種具象的概念變為一種更加包容開放的對外精神的反映，面向的國家擴大到全球範圍。陳曦表示，目前重點還是放在“走出去”上，通過修建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讓各國貿易往來更加方便；通過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對接，讓開放、合作成為各國共識，減少貿易保護，促進貨物和服務自由流動。

（原標題：“一帶一路”英譯更名背後的故事：中國更加包容了）